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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自醉倒——吕伟博客

渴望深刻,虽然总是浅薄;拥有达观,虽然常常悲叹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 
 

578. 我们能读到哪个版本的历史?  

2017-03-14 20:08:59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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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是记载和解释人类进程的一门学科。简单说它最核心的事情就是用文字等方式记录过去。

这本是一件并不复杂的事,只要将事实记清楚就行。但结果却很复杂,因为谁记,为谁记,怎样记,谁读,为谁读,怎样读等等都是问题,以至于同一个历史事件却有无数个版本,期间的距离大到可以颠倒黑白。

什么是事实?事实只有一个,但观看者有不同的角度,角度不同所得到的看法自然有不同。

即便同一角度,不同人眼中有不同的事实。因为他们的价值判断不同。

同一价值判断的人也难做到心口如一,因为他们的位置不同。居庙堂之高和处江湖之远对同一事件的表态是不一样的。俗话说屁股决定大脑就是这个道理。

历史是人写的。作者看到的事实与写出来的事实又有不同,词不达意实属正常。

……,……

除了记载,面对板上钉钉的历史解读的版本照样很多。

语言文字是不断变化的,过去的文字在表情达意上与现在有障碍、有出入,这会使后来的读者对记载的历史再次发生变形。

正如人是变化的一样,历史是流动的。此一时彼一时的事举不胜举。

历史是一面镜子,但照镜子的人审美不同,所选的角度就不同。对同一件事厚此与薄彼,美化与丑化也很常见——也就是说,每一个带有倾向性的读者都是历史的二次创造者。

自古以来,别有用心的人很多,他们出于为我所用的目的,罔顾事实,添油加醋,甚至指鹿为马。

……,……

正因为这样,理论上说,历史的真相只留在现场。离开现场,真相再也不复存在。后人能关心的是谁在写历史,为谁写历史,谁在解读历史,为谁解读历史,为什么他要这样写,为什么他要这样解读,你能读到什么样的历史……

有人说胡适曾说过这样一句话:历史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,他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,装扮起来。

但是,历史是山,尽管它有四季,有不同的外貌,尽管它会遭到风雨的侵蚀,雾霭的遮蔽,尽管看它的人有不同的角度,不同的喜好,但山最终还是挺立在那里,姿态宛然,风骨依旧。

下面给大家看一个小小的案例,虽说在历史长河中它是沧海一粟,但也可以通过它来洞察历史的诸多玄妙。


中学的历史教科书里面,都介绍过五四运动。众所周知,我们的教材,高度肯定这次运动,认为是进步的,爱国的,有思想启蒙意义的。但是,对这次运动具体内容介绍甚少。这也是我们历史书的通病,经常给一些高大全的结论,强塞各种伟大光明正统的评价,却缺乏有血有肉、生动细致的故事和细节。长此以往,历史书跟政治书大同小异——谁愿意看呢?

历史真正耐看的,窃以为,不是结局而是过程,并非意义却为故事。

接下来我想讲的,就是跟五四息息相关的两个人,以及几个相关的小故事。

五四运动爆发后,学生打着爱国的旗号,罢课游行,声势浩大。刚开始,这种游行还比较理性和温和,后来,在一些学生领袖的鼓动下,越来越火爆,开始打砸外货,扰乱秩序,甚至违法殴打所谓的“卖国贼”。

首当其冲的就是曹汝霖。

这是为什么呢?

当时,中日矛盾已经成为主要民族矛盾,国民想到抵制外货,第一个烧的就是日本商品。曹汝霖早年留学日本,从清朝末年开始,担任外交次长,主要负责对日关系,跟日本人打过多年的交道,所以,当时很多中国人认为他是亲日派。后来,他又担任过袁世凯的外交总长,奉命跟日本进行过借款谈判。正所谓近朱者赤,近墨者黑,在学生眼中,这个中国人肯定不是好东西,常年跟日本勾勾搭搭,眉来眼去,必然是卖国贼。

你敢卖国,我就敢揍你。

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,冲进曹汝霖私人住处,想揪住这个卖国贼,痛打一顿。很不巧,学生掘地三尺,也没找到曹汝霖,这贼子不知藏起来了还是跑掉了。

怎么办?

好办,点火吧,用600摄氏度的高温,去清洗这片被卖国贼污染过的土地,就不信老子的爱国之火,镇不住这个卖国贼的歪风邪气。

这一把火,烧出了五四运动中看似正义、其实无耻的一幕——火烧赵家楼。

这一把火,烧出了一个狼狈不堪的卖国贼子——曹汝霖。他从此声名扫地,民国政府迫于舆论压力,弃卒保车,非但没有严惩违法防火的学生,反而让他辞职,其实就是变相承认学生行为是爱国的,你曹汝霖就是卖国。

这一把火,烧出了一个威风凛凛的爱国青年——梅思平。他从此声名远播,因为,他是当时的学生领袖,烧赵家楼的第一把火,就是他放的。因为这种爱国行动,他被媒体广泛报道,一时风光无限,成为爱国进步青年的代表。

如果历史是收音机里面放出来的节目,我愿意就此按下暂停键,如此,卖国贼终得报应,爱国青年浩气长存,黑白分明,恩怨两清,于是就可以岁月静好现世安稳。

很可惜,不能。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小姑娘,而是历经风霜后洞若观火的猥琐大叔。有些故事开端很美好,但结尾非常冷酷,甚至充满黑色幽默般的讽刺,令人无限唏嘘。

火烧赵家楼后,面对众人非议,曹汝霖退出了政界,他对自己的十几年外交生涯,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。他知道,自己身居其位,确实容易被人误解,与其自我争辩,不如笃行慎为,浴火重生。

人生安分即逍遥,莫问明时叹不遭。

赫赫几时还寂寂,闲闲到底胜劳劳。

一心水静唯平好,万事如棋不着高。

王榭功名有遗恨,争做刘阮醉陶陶。

以诗明志,这是中国文人的传统,曹汝霖也不能免俗。但不得不说,这首诗用得极其出色。这首诗出自南宋诗人戴复古之手,原名叫《饮中达观》,写出了看破世事纷扰,独身反省修行的情怀。曹汝霖用这首表明志向,耐人寻味。清者自清,浊者自浊,真相可以被一时蒙蔽,但终将水落石出,无需过多自我分辨。《毛诗序》中说,诗者,志之所之也,在心为志,发言为诗,情动于中发于言。若无深厚的文化修养和深刻的自我反思,肯定难以有这种睿智超脱的情怀。

曹汝霖用一首诗表达了出世修行的志向,他是这么说的,也是这么做的。

古人大隐隐于朝,小隐隐于市。五四以后,曹汝霖退出政界,完全打消了东山再起的心思,退出了政界。赋闲在家,他并没开始享清福,一方面经营银行,另一方面,利用银行赚的钱,积极做慈善。

每年冬天,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。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,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,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,便雇他的车,拉到僻静的小胡同,叫车停下来,施舍给车夫一套,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。据说这个办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领,还可以尽量让车夫有尊严的接受曹家的好意,可以说一举两得,细思极佳。

二十年代末年,曹汝霖花了大量钱财和精力,办了一所医院。穷人就医,缴费颇多优惠,甚至完全免费。医院不赚钱,每年都需要曹家经营的银行花钱补贴,才能保证不关门。

这种状况持续了十多年,直至抗战爆发。

日本人占领华北后,曾想强占这家医院。这时候,曹汝霖不得不出马,跟日本交涉,颇费口舌,总算保住了医院。当时,日本人出于战略需要,推行以华治华的近卫方针,大力笼络名人政客,扶持和培养汉奸。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人,纷纷投靠。但这并不包括曹汝霖。抗战八年,他没有担任过伪职,也没有替日本人做过一件事。

如果要投靠,他是有资本的,也是有条件的。他精通日语,曾长期跟日本人打交道,对日本情况非常了解,也认识一些日本的当朝官员。只要一点头,立马可以官运畅通,富贵荣华无数。

然而,他拒绝了。利诱不成的日本人,也曾一度恼羞成怒,开始威胁。曹汝霖没有屈服,保持了自己的民族气节。

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这样,比如,曾经的爱国青年梅思平。

这个在五四运动中风光无限的年轻人,后来进入大学担任教授,一直受人尊敬。然而,抗战期间,他却秘密潜入日占区,投靠日本人,随后一路高升,最后做到了汪伪政权的中央组织部长。

看到这里你一定会大跌眼镜。想不到吧,当年万人唾弃的卖国贼,竟然坚贞不屈,守护着家国大义和民族气节,而当年人人佩服的爱国英雄,却摇身一变,成为了叛国的民族败类。

没办法,这就是历史——在看似温情脉脉的表象之下,有着冰凉彻骨的真相,揭开以后,往往令人凌然大惊,甚至不寒而栗。

初看惊恐,细思寻常。几百年前,文天祥在元朝大都的监狱里面,写过《正气歌》,其中有两句话,颇为深刻:“时穷节乃见,一一垂丹青”。是的,不经历真正的烈火考验,难以辨别是破铜还是真金。一个人是否爱国,并不在和平时期对内喊过多少口号,表达过怎样的观点,而在于非常时期,做出过怎样的抉择。

卖国贼诚然令人痛恨,但更不能原谅的是,像梅思平一样,打着爱国的高尚旗号,站在道德制高点,违法乱纪的“进步人士”,这种人不是爱国者,而是爱国贼。

这种爱国贼,与卖国贼半斤八两,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卖国贼是真小人,这种爱国贼是伪君子。爱国贼持着正义的尚方宝剑,高高在上,伤害同胞,绑架舆论,要挟政府,逞口舌之快,走极端之路,时时煽动别人冲到一线去,事临自己却往往做缩头乌龟。

写到这里,突然想起当年某地下组织煽动学生,从北方一路南下,到南京国民政府请愿。当时闹得天翻地覆,舆论沸腾,南下的学生个个打了鸡血一般,恨不得就去前线,最后惊动了国民政府的总裁蒋先生。蒋先生接见学生,心平气和地给了两个选择。

第一,停止罢课,现在就回学校去好好上课。

第二,停止罢课,现在就去南京孝陵卫新兵训练营报到,训练完第一批送去前线报国。

结果,北方来的学生很快走得无影无踪,如人间蒸发一般,没有一个去南京孝陵卫报到。

可笑吧,但这就是事实,也是一些爱国贼的集中写照。孔子说过,始吾于人也,听其言而信其行;今吾于人也,听其言而观其行。一个人是否爱国,真正的标准是“听其言”且“观其行”,很多时候,行为比言论更具有参考价值。

让我们回到火烧赵家楼吧。当年梅思平振臂一呼,点起爱国火炬的时候,明明知道,那栋房子里面看不到卖国贼曹汝霖,却有曹汝霖的小妾和幼子。熊熊大火中,面对从浓烟里跑出来孤儿弱妇时,这个爱国青年,是否心中有过羞愧,她们虽然是卖国贼曹汝霖的亲属,但他们也是血肉同胞——无辜的中国人啊。

即便当时热血冲晕了头脑,激情之下,难以自持。那么,事后冷静以后,有没有过反思和忏悔?

没有,一点都没有。这个所谓的爱国青年,一直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,是合乎情理的正义之举,高尚之行,若不信,且看看他的《狱中自白》吧。抗战胜利以后,以叛国罪被关押在监狱中的梅思平,想到的依然是为自己辩护,从来没有忏悔和反思。

相反,“卖国贼”曹汝霖却在晚年,对火烧赵家楼进行了全面的自我总结:“此事距今四十余年,回想起来,于己于人,亦有好处。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,牺牲了我们三人,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,总算得到代价。”

行文最后啰唆两句,以此作结:

1946年9月14日,因叛国罪,50岁的梅思平被国民政府枪决。

1966年8月4日,曹汝霖逝世于美国底特律,终年89岁。

历史真相虽然残酷,但冥冥之中,自有安排。黑白不同道,恩怨自分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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